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对道教来说，就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要与时俱进地同我国国情、社会制度、时代要求、主流文化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对接融合，积极融入当代中国社会和主流文化中，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道教需要以学习者、服务者的姿态，和全中国人民一起，去主动了解现代文化思潮，体察现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信仰需求，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同时，又需要对自身传统进行完整审视、深入挖掘、不断改进，实现道教的现代化转型，积极主动处理好道教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各种关系问题，更好地促进道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发挥出道教应有的时代价值。所有这些，就是道教中国化的意义。
准确把握道教中国化的内涵，积极推进道教中国化进程，事关当代道教事业的健康发展。道教中国化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了解我们生存和需要适应的大环境，是道教中国化的前提。
道教中国化，首先是要弄清楚当前中国的时代特征、社会制度和主要国情。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社会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紧密追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讲“中国化”的第一要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中国化”的根本内容。道教作为宗教，有出世、隐遁的一面，但同时也有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一面。认识时代潮流和中国社会发展方向，顺势而为，团结和带领广大信教群众，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道教建设“国安民丰，欣乐太平”的社会理想融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洪流中，这才是我们的信仰、理想的落脚处。
二、高举民族文化的大旗，倡导民族文化自信，是道教中国化的重大责任。
道教形成于中华民族，是中华文化的长期积淀孕育了道教。同时，道家、道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上，也曾经做出过伟大的贡献。
众所周知，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所谓“轴心时代”，在中国出现了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的辉煌时期。诸子百家的出现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而诸子文化的一个重要历史责任，就是树起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标杆。期间，影响最大的儒家、墨家和道家，都做出过重要贡献。墨家对于大禹特别尊崇，儒家将文化之根推前一步，言必称尧舜。独有道家，举起“高祖黄帝”的族号，越过尧舜，将黄帝作为人文始祖。为黄帝正式列传的，是道家学者司马迁。他的父亲司马谈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史学家，也是著名的道家学者。从此以后，中国经历过多次巨变，但都认同黄帝这一人文始祖，“炎黄子孙”的称号中，贮存了民族认同的基本信息，保存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
这是道教界引以为豪的重大贡献。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如何更高地举起这一民族文化的大旗，参与到世界民族之林，是我们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积极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道教中国化的任务。
道教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支，历史上和儒家、佛教合称三教。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的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阐释、弘扬传统方面，道教具有特别的责任。
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道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其所起的作用是内在的固化，即无论中华文化表现形式如何，就其内在的精神标识来看，都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甚至本身就是道教文化的特殊表现。在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弘扬这些优秀的文化，对之做出适应社会发展进步要求的阐释，是非常重大的任务。面对当代的中国现实，将丰富的道教文化和其他传统文化的矿藏挖掘出来，变成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人民大众能够享用的精神食粮，是长期的艰巨工程。
当然，我们在弘扬传统时，也还面临着铸造新的传统的任务。传统不是僵死的，而是具有鲜活生命的。当前，我们一方面要在准确阐释传统文化上下大功夫，掌握对经典诠释的话语权；另一方面要将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的经验和当前世界先进文化中合乎中国需要的成分吸收进来，形成新的传统。当今，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如何结合新的历史时期的伟大实践，在继承优秀传统时铸造新的传统，是一个需要立即思考而且行动的课题。
四、参与全球对话，推动文化交流，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道教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今世界，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整个人类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中，所有人的命运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处于这样一个“共同体”中的中国需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对话超越文明冲突，而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和共存的基础是坚持本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自信”，是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的道教文化，理所当然地应该承担起文明对话和交流的历史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支持，这也是道教“中国化”的内容之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是一个包容着极多的纷纭复杂的成分的命题，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都处于矛盾和互动之中。我们不赞成文明冲突，而主张和平共处，文化交流，宗教对话。那么，道教作为独特的信仰体系、文化现象和社会实体，如何参与对话？如何让其他文化体系和宗教理解自己？如何在对话中拿出自己独特的解决世界或局部冲突的对策？如何在对话中体现我们泱泱大国的气派？都是需要道教界认真思考和规划的。
五、“中国化”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对当代道教的检验，道教要加强自身建设，为承担历史使命夯实基础。
中国化是道教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是一个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发展的过程。必须指出，中国化还是对当代道教的检验。如果无法适应这样的过程，在以后的发展中就会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不可避免的竞争所淘汰。因此，中国化决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需要长期奋斗；也不是简单地弄些锦上添花的活动，而是要在克服生存危机、保持自身生命力上加倍努力。从目前的情况和承担的历史重任来看，差距都还不小，要立即开始规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强道教自身建设，固本建根，才能够担当重任。
首先，要加强自身的教义建设。教义是一个宗教信仰的条理化，是引领它前进的旗帜，也是保持信仰的统一和教团内部团结的粘合剂。多年以来，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我们主观努力的不足，教义建设始终未能很好解决，甚至没有很好开展研究。当我们处于中国化的过程中，特别是放在开放的世界视野中，便发现存在的问题还相当大：一是我们无法很好地显示我们的特点，显示我们的优越性和不可取代性；二是我们无力拿出自己最优秀的东西和别人交流对话。因此，这是需要立即着手的大事。
其次，必须以中国化为标杆，审视自己的方方面面，从组织到戒律，从文化到活动，从科仪到经典诠释。对于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必须坚决改革，对于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努力发扬光大。例如某些戒律与当代法律有相矛盾，原有管理制度与民主时代的要求不符，这些都必须加以改革。
再次，培养适应中国化、能挑起中国化大梁的各类人才。当前，高素质人才的缺乏已经成为制约道教发展的瓶颈，要找熟读道藏的人才，要找了解各教特点、能开展宗教对话的人才，更是困难，需要我们马上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最后，以中国化为基准，调整我们的活动方式。道教的活动方式，是两千年中形成的，我们需要尊重传统，但是也要看到有些方式已经不适应时代了。比如，我们有道不外传的说法，有山林隐修的传统，但是在当代开放的社会中，却需要我们积极地走进社会，主动承担起弘道与教化的功能。
总之，道教中国化既是当代道教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也是道教健康发展的历史机遇，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积极行动。
 
（作者为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原文发表于《中国道教》杂志2017年第六期。）